欧洲神经外科3D打印五年之变：从外包到院内自主，植入物制造成临床新赛道

欧洲神经外科的3D打印，正在悄悄从「外包」变成「自己动手」。

汉堡-埃彭多夫大学医学中心跟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研究人员发现，这五年间，欧洲神经外科科室的3D打印应用正在向院内自主制造方向转变。

植入物制造成为一项新兴应用，对外部打印服务商的依赖则在下降。

这项调查发表在《国际生物打印杂志》上，对比了时隔五年开展的两轮问卷。

研究人员共收到172份有效问卷，2020年有来自44个国家的114份回复，2025年有来自19个国家的58份回复。

有16名参与者两次都填了。

由于两批受访人群并不完全相同，作者强调，研究结果反映的是时间趋势，而非个别医院内部的纵向变化。

先说最大的变化，到底是谁在负责打印。

2020年，所有受访科室里，没有一家是让神经外科医生直接上手打印的。

到了2025年，这个比例升到了20.68%。

工程师的参与从1.18%涨到18.96%，科研人员的比例从零变成12.06%。

反过来，把外部公司当作打印资源的科室，从2020年的21.81%降到了2025年的零。

也就是说，医院正在把3D打印能力收回到自己手里。

大多数2025年的受访者说，专门的3D打印中心是2020年之后才建起来的，集中式院内实验室是最常见的协作模式。

超过半数的人表示，这五年来3D打印的可及性有所提高。

使用频率大多停在偶尔或定期，常规化部署还比较有限。

不过，单病例使用的比例从20%降到了零。

研究人员把这一点和定期使用的增长放在一起看，认为3D打印正在超越孤立应用，逐步融入重复性的临床工作流程。

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，是植入物制造。

手术规划和住院医师培训依然是成熟应用，但植入物制造从2020年没人提到，变成了2025年27.58%的受访者都在做。

这一步迈出去，精度、生物相容性、法规合规和正式的质量管理流程，就全都变成绕不开的议题。

受访者眼里的潜力领域，还是神经肿瘤学、颅底外科、脊柱外科和血管神经外科。

手术规划和住院医师培训依然是被提到最多的前瞻性应用，其次是科研和患者教育。

打印技术方面，熔融沉积成型仍然是被报告最多的。

但2025年的回复里，选择性激光烧结、选择性激光熔化和多射流成型的名字也多了起来，作者觉得这反映了各科室技术能力的多元化。

不过，不少医生并不清楚自己科室到底用的什么打印技术或软件。

也就是说，即使在院内配备了设备，技术实施可能还是集中在个别用户或专业团队手里。

可及性提升了，但质量问题一直没跟上。

问卷显示，正式的质量评估流程仍然有限。

作者提醒，既然应用正在往植入物方向走，这件事值得高度关注。

2025年调查里，提到最多的障碍是时间限制。

机构支持不足和成本紧随其后，此外还有专业能力缺乏和法规问题。

受访者对3D打印临床价值的评价，总体上比五年前更积极，多数人还报告成本效率有所改善。

但资金和机构支持方面的改善，提到的人较少。

作者称之为临床热情与行政投入之间的差距。

临床影响的证据仍不完整，一些机构已经产出证明临床或教育益处的成果，但多数人表示这类证据还不可用。

约38%的受访者正在开展与3D打印相关的研究。

因此，研究人员呼吁做前瞻性研究，评估手术时间、并发症发生率、患者预后和成本效益这些硬指标。

随着医院内部3D打印越来越成熟，标准化的质量指标和报告规范，也有助于不同机构之间比较结果。

作者提出了一个可能的采纳路径，先从外部服务商起步，逐步走向本地协作、内部能力建设，最终建立专门的医院3D打印部门。

这条路需要临床医生和技术专家跨学科合作，也需要标准化的分割、验证和质量保证流程。

医院自己掌握了3D打印，就得扛起验证、质量管理和法规合规的责任。

在西班牙，马德里的十月十二日大学医院把自己的UTADI 3D部门，做成了符合UNE-EN ISO 13485:2018标准的认证定制医疗器械设计商和制造商。

这个部门有专门的设计和制造设施，还得满足医疗器械生产相关的质量和可追溯要求。

当医院打印扩展到植入物时，法规要求会更严格。

在美国，沃尔特·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最近成为首家获得FDA对其自产植入物许可的护理点机构。

它的3D医学应用中心，在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验证设计和制造工艺后，拿到了患者特异性钛颅骨板的510(k)许可。

也就是说，沃尔特·里德本身就是受监管的制造商。

这种转变，不只是设备和技术的事，更像医院在重新界定自己在医疗器械供应链里的位置。